北京中科白瘕风医院是三甲吗 https://myyk.familydoctor.com.cn/2831/detail/“哲人其萎，沉痛告知”，年11月3日，著名哲学家李泽厚于美国科罗拉多州家中离世，享年91岁。
出生于年的李泽厚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“美学热”中被青年人尊为“精神导师”。作家易中天曾发文称：“和一般意义上的专家、学者不同，李泽厚毋宁说是一个‘思想家’。他拥有的财富不是‘知识’而是‘智慧’，他从事的工作也不是‘治学’而是‘思考’。”
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刘擎亦在采访中表示：“我想李泽厚先生是真正做到了‘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’”。
贯穿李泽厚一生的不仅有赞美之词，痛苦、批判、争议也始终相伴而行。早在12岁时，李泽厚便想过“人总是要死的，活着为什么?”25岁因《论康有为的大同书》一举成名后，学界对其观点始终争论不断。近年来，他又因书写金庸悼文引起一场风波。
最欣赏陶渊明的生活境界，希望自己“静悄悄地活，静悄悄地死”的李泽厚，却一生未离舆论场。他的好友，人文学者刘再复评价他为“一个能够把握“时代”脉搏而往往不识“时务”也绝不追赶“时髦”的人”。
打开了一座“美学的门”
消息是突然传来的，11月3日早上，接到海外友人发来的信息，作家张曼菱愣在了原地——“李泽厚去世了。”
在北大中文系读书时，张曼菱与李泽厚有过数面之缘。年，李泽厚最广为人知的作品《美的历程》出版，以精妙的文字梳理了中国数千年的文学、艺术文化，从远古时期的“龙飞凤舞”写到魏晋风度、唐宋佛像，又写到明清小说戏曲，一时间风靡高校。
刚刚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文化断层，突然看到有人文采飞扬地书写历史哲学，释放对美的追求，让张曼菱有种“久别重逢”的快感。她捧着书一口气读完了全本，“我看完还觉不过瘾，便直接写了一封信寄给李泽厚，说他明清时期写得太少，文字也洋洋自得。”
让张曼菱没想到的是，已是知名学者的李泽厚并未轻视一封大学生的来信，而是回信邀她当面详聊。“他和我讨论一番，承认自己对《美的历程》也不是很满意，受篇幅制约，文章有所删节。”
“后来我又写信邀他与同学跳舞，和北大哲学系同学讨论，他每次都是乘兴而来，从不讲年龄、辈分、名气。”在张曼菱的记忆中，那是一段万事万物都生机勃勃的时光，她和同学们不断吸收着涌来的新鲜知识，李泽厚替他们打开了一座“美学的门”。
看到李泽厚离世的消息时，中国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刘悦笛正经过天安门，“一瞬间眼泪就掉下来了”。他还记得年深秋，李泽厚最后一次回国，他们一同游览了北海公园，李泽厚兴致很高，又主动要求前往天安门，“当时李泽厚给了我一份他在海外的访谈，他在访谈里说，对中国的未来是非常乐观的。”
年，刘悦笛初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工作，与已经退休多年的李泽厚相识，两人聊得投缘，有时会单独喝掉一整瓶酒。刘悦笛回忆，和李泽厚聊天有一种思想的快乐。“他是我遇到的在学术对话上最平等的人，和他聊天，他是这样一种心态：你放马过来，你来批我啊。但是他非常固执，对自己的观点非常坚定。”
去年5月底，李泽厚因作品被侵权，还曾授权刘悦笛发表特别声明。而李泽厚的伦理学著作合集《伦理学新说》刚刚出版，刘悦笛已将书的照片发送给他，但“书还在路上，李老师就去世了。”
二十年前，作家易中天在《盘点李泽厚》一文中曾提到，“李泽厚的确具有一种先驱者的意义，在到这十年间，李泽厚在学术界几乎一直处于领先地位。他总是在出版新著作，发表新见解，提出新问题，阐述新观点，甚至不断引进和创造新名词、新概念、新提法……于是他就在这十年间中国思想文化的进程中留下了自己明显的足迹，甚至不少学说都打上了他的烙印。”
“英雄也造时势”
李泽厚曾在一次对谈中提及，早在12岁时，他便想过“人总是要死的，活着为什么?”他形容自己的少年时代是“孤独、清醒、感伤的。”不合年龄的痛苦思考或许与他童年的经历有关，李泽厚年6月出生，成长在湖南长沙宁乡县，父亲是邮局的高级职员，英语很好，但在他12岁时不幸病逝。
贫穷是贯穿李泽厚青少年时期的底色，身为小学教师的母亲，独自拉扯两个儿子长大，勉强供养二人上学。李泽厚回忆家道中落，春节时亲戚家大鱼大肉，热闹非常，而母子三人则冷冷清清，相依为命，高中时为了看到进步书籍，只能在每星期天过河，饿着肚子去城里的各家书店站一整天。
他在自述中写道：“也许正是因为这样，比被动灌输的东西印象要深得多。我不喜欢人云亦云的东西，不喜欢空洞烦琐的东西，恐怕都应追溯到自己那个穷困、认真、广泛阅读的青年时期。”
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后，李泽厚挨过了失学、失业，成为乡村小学教师的日子，直到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，贫穷的生活也并未远离。李泽厚记得“那时只能买零星的活页纸，有时连牙膏也不买，用盐刷牙，把几元生活补助费积存下来，寄给正在上中学，父母双亡的堂妹。”得了肺结核后，一些活动不能参加，他便独自住在宿舍楼顶上的“阁楼”里读书、写作，北大丰富的藏书滋养了他的眼界，也让他的哲学研究渐成体系。
年，25岁的李泽厚发表了《论康有为的〈大同书〉》、《关于中国古代抒情诗中的人民性问题》等文章，一举成名。此后，他再未为钱忧愁，“50年代后期我有很多钱，印象最深的是年冬，我在《哲学研究》上发表文章，稿费加起来元，当时我的月工资收入才56元还是70元，反正很少。”
钱财的宽裕让李泽厚有了底气，他买了一个电动唱片机，在当时还是奢侈品，但他仍然不讲究穿着。“在新加坡，人家叫我买件名牌衬衣，我说名牌穿在身上是负担。”更重要的是，“50年代就定了，不为*治任务，也不为经济考虑写文章。这一条至今一直坚持。”
上世纪80年代，李泽厚接连出版了《批判哲学的批判》、《中国近代思想史论》、《美的历程》，令人耳目一新的文章论述立刻引起青年人的呼应。那时，他的书能够卖到几十万册，连工厂女工都会挤到书店抢购，李泽厚也因此一跃成为本土学术明星。
在前同事的回忆中，“只要李泽厚在哲学所上班，办公室就塞满了全国各地来拜访他的人。和他一个办公室的同事都挤不进去。中午去食堂吃饭，他后面跟着一二十人的队伍，浩浩荡荡。”
多年后的采访中，再次提及当年的盛况，李泽厚表示，是因为那时的美学热刚好符合了社会思潮，也是促进社会苏醒的符号，之前人们对于美的追求被压抑了，“文革”之后，人们开始
